文/谭峰
台湾从文化的气质上，总是给人一种文艺范满满的格调。这种文艺腔调，不仅表现在其每一部万种风情的影视作品、每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台湾腔”、每一处弥散于街头巷尾的“人情味”，还包括街道上的每一栋建筑、每一片海滩、每一个静默而美丽的角落。
但台湾不总是这样的。只是基于历史的需要，它不得不被迫地将自身“调试”为如此的“文艺模式”。
失意的福利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台湾时刻紧绷的神经一下子被外部世界所激活了。从与美国“被动断交”到放弃“反攻大陆”的计划，台湾似乎从一夜之间就告别了曾蓄谋已久的雄心伟志。在一顿纠结、苦闷、彷徨、迷离之后，台湾似乎看透了一些“处世之道”，不再做“大大的幻梦”，而是转而去做一个“小小的台湾”。
偏居地球一隅，只要自在安逸就好了，为何总要卷入政治斗争的是非漩涡之中呢？据廖信忠在其《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书中回忆道，“老实说，对台湾人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在很多台湾人眼中，与其总想着反攻这、反攻那，倒不如回归自己的“小生活”。
中正纪念堂夜景
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台湾社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文艺细菌”滋生的温床。新闻传媒方面的解禁、梦幻文学IP的流行、畅游海外之风愈演愈烈，台湾整个社会都进入到一个“莫谈国家大事，只过百姓日子”的偏执轨道上。
这种“偏执的风气”强烈而持久地渗透在台湾老百姓的茶余饭后，影响深远。琼瑶的文学及影视作品中所传递的东西分明是虚无缥缈的；三毛游记里的地点也和台湾离着十万八千里，但很多台湾人就是痴迷不已。这主要是因为，以琼瑶和三毛为代表的作家极大地迎合了当时时代下的台湾，大家不再为高层间权力的角逐而感兴趣，只求自己在这个小岛上平安快乐，又有心灵寄望，便足矣。
三毛的流浪文学
从古至今，失落和迷离是文艺创作的挚友。在文化圈中，往往越是生活不得志的人，越是能创造出永垂不朽的千古名作。这是一个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有趣现象：“失意的福利”。即失意反倒可以促使创作灵感的形成，可以激活人文艺术的正向演化。
名流资源台湾的发展就上演着这样的一种“失意的福利”。面对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对其颇为不利的局面，台湾最先还是没落的，并为自己的身份而摇摆不定。但“大势已去”的台湾，反倒将一切放下，它放弃了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突破，而是迅速地转向了艺术的多元和文化的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历史问题而留在台湾的“文人骚客”更是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逃亡到台湾的民国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甘愿坐着“冷板凳”在“中央研究院”搞起研究。作为一名“院长”，他为这所研究院四处筹措资金、寻找人才、规划课程。虽说他个人的政治抱负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倒也在晚年的时候为台湾浓厚的人文气息作出了身体力行的贡献。
台湾的才女歌手刘若英是祖父就毕业于民国时期的黄埔军校，祖母则沿袭了民国大陆时期女性秀外慧中的品质。长期被这种中国古典文化所熏陶，“奶茶”身上确实会多多少少散发出一种难以复制的“书香气质”。
“奶茶”刘若英
纵观现在的台湾娱乐界，有很多明星都像刘若英一样，出身名门望族。邓丽君的父亲邓枢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中尉军官。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1949年之前曾在上海经营中联船舶公司担任高层，经常为蒋介石等民国政要提供专轮。王祖贤的曾祖父王仁峰，曾与孙中山一道参加了同盟会。
这些曝光于大众目光中的明星达人，虽然总顶着光芒四射的名人光环，却无不时时刻刻地用更严苛的仁义道德规范自己，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一个特有的文化气象。
从“斗争”到“妥协”既然不能做政治的“老大”，那何不试着转向人文的“龙头”。自此，台湾的野心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向：从斗争转向妥协，从扩张转向坚守，从“大手笔”转向“小确幸”，从“正统”标杆转向艺术先锋，从政治、军事的负面比拼转向文化艺术的正向吸引。
虽然这种弥散于台湾小岛上的“生活之风”多少显得有些被迫和无奈，却客观上打通了台湾岛继续前行的“任督二脉”，使其瞬时之间便开了窍，并逐步地明了自己何去何从的命题——摈弃掉历史过往的是是非非，立足现在，从最为务实的领域开始做起。
台湾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充当起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国贸易与交往的“枢纽地带”，发展经济自然是其最为紧要的历史使命。也许是因为“美丽岛”事件的扳动，也许是在于蒋经国改革力度的合理，台湾已悄然地利用了一个“静默的10年”在经济领域大大地提振了自己，一跃晋升为“亚洲四小龙”。
台湾的铁路
对于一个自然资源“捉襟见肘”的台湾岛来说，光是肆意妄为地开发自己的不可再生能源，实在不是一件明智之选。于是，台湾相关方面将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化和娱乐作为一个产业而逐步孕育起来，莫不是件“一石二鸟”的好事。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文化，已告别了曾经那个以吃“中华文化老本”而苟延残喘的年代，他们将文化产业和娱乐产业融为一体，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文艺产业”之路。
文艺产业这里的用词不是“文化产业”，而是“文艺产业”。文化是一个泛泛的大概念，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将此拿来即用，总显得不“专业”，也不够“讨巧”。但是一旦把文艺当中的影视、文学、音乐等艺术形态进行产业化的改造，大力地发展“文艺产业”，并以合适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加以渲染，便可牢牢地抓住大部分民众的心——他们可都是文艺市场消费的主力。
就拿火爆两岸的电视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来说，这档台湾的娱乐节目就是将文娱资源产品化，打造了一条“小成本，大奇观”的流水线制作模式。在前期的选题策划阶段，每个小组要在一个清单上以“人物”为线索，罗列好拟邀嘉宾的名单。在结合当下娱乐热点陈述完邀请某嘉宾的理由过后，每个小组都要经过制作人的问询、建议以及最终的评定，便可约请嘉宾，进行接下来的节目方案。
《康熙来了》现场
这一节目方案包括嘉宾到达现场的时间、草拟的谈话主题、节目的创新点等内容，但这些框架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主持人在现场要提什么问题、他们和嘉宾如何互动、节目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节目制片方都没有一个“条条框框”的要求，以求达到一个真实的现场效果。
这样的制作流程，就是把嘉宾当成了文娱产业流水线的一个“半成品”，具体的制作技艺就得借助每个媒体用心良苦的编排,终以形态万千的精美“成品”呈现于世人。娱乐节目的盛行，从负面的角度看，确实令台湾民众展现出掩耳盗铃、罔管世局的漠视心态。但从更为积极的层面来看，这种五光十色的娱乐产业就像是文化万花筒中一抹抹绚烂的亮色，调剂着人们忙碌的都市生活，也装饰着整个社会文艺气息的多元光谱。
台式旋风可见，台湾的文艺气质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虽说现在台湾的“文艺市场”不若当年那般星光熠熠，却也是风韵犹存，始终隐隐地影响着这一地区特殊的人文风情。更为深远的是，这种基于时代所形成的台湾特有的“文艺腔调”，已顽固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它成为一个“文化标签”，演变为一个“时尚品牌”，为台湾民众身上所散发的独有性情，注入了无可替代的印记。
台湾夜市
虽然也会被人说，台湾其中的一些“文艺细菌”都是因被殖民的历史，而深深地被日本文化所“传染”的，然而台湾的文艺风范却走了一条和日本不尽相同的路子。和日本的“文艺范”相比，台湾的文艺气息更具外向性，是可以被轻易感知到的。从西门町各个店铺里服务员的嘘寒问暖到路上被陌路女子主动搭讪的惊艳场景，台湾的文艺做派确实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场场“台式旋风”。
有一年夏天，我在台北街头四处逛悠，这时突然被一位陌路“台妹”搭讪。“台妹”看起来温柔和善，俨然一个邻家小妹，没有任何架子。她款款地从我身后转到我面前，一脸笑意地对我说：“先生，您好。您背包的拉链开了，记得拉上啊。”说完，她就如一股飘荡在太平洋上的海风，柔柔而暖暖地抚面而去了。
但是如此这般同样的现场，外来游客如果置身在东京街头，就很难感受到像“邻家台妹”那般的“待遇”。本着“不给别人添麻烦”原则的日本人，既不愿意被别人打扰，也不想“冒失”地打扰别人。除非路人主动向他们问路，他们才会极为热情地指路，甚至是引路；否则他们只想默默地低头走过，并不太想和陌路人发生过多“不必要”的接触。
虚情假意？当然，台湾的这种“外显型”的文艺气息，也会常常被质疑为“矫揉做作”和“虚情假意”。在2014年11月份上映的《撒娇女人最好命》电影中，人们就可以感知到像隋棠饰演的台湾软萌妹子蓓蓓人前一面、人后一面，主动示弱、以退为进的“绿茶做派”。在一些人眼里，台湾的那种浓郁的文艺腔，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会令人很是心动。但在遇到一些紧急事态之时，这种“看上去很美”的文艺范就不再那么“美”，总有那么一些“中看不中用”的意味。
《撒娇女人最好命》剧照
这可能还是因为不同地区所处的历史阶段所致。就像是如果现在大陆电视剧播出的都市爱情剧中，总是出现类似《王子变青蛙》《流星花园》台湾偶像剧中的那些女性角色，肯定很多大陆观众“不会买账”。毕竟在现阶段，大陆影视作品中的都市女性形象总是“奋斗的”“职业的”，就像《我的前半生》里的唐晶或是《欢乐颂》中的安迪。
如果唐晶是一个渴望爱情的文艺范满满的小姐姐，对职场中利益丝毫不感兴趣；而如果安迪不再是一个女强人，却被选定为一个只讲求花前月下“小女生”的“人设”，很多大陆观众一定会“跳戏”，觉得人物角色设置得“莫名其妙”。和台湾地区相比而言，我们心目中所期待的“文艺范”总是建立在物质充裕、功成名就的基础之上，而似乎少了一些为了文艺而文艺的嗜好，也不是那种成天沉溺在艺术和人文的气息中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心态。
袁泉饰演的现代都市女性
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文艺意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都是在适应当下历史阶段所衍生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产物。而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自然会产生一定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正如美国文化学者拉里·萨莫瓦所说，“人类绝大多数冲突和误解，都可追溯到文化差异的根源之中”。
我们对于台湾文艺范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台湾的文艺腔调就是“装腔作势”的，而是说人们基于对“文艺范”不同的理解，所产生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文艺误解”或是“文艺误读”。这种误解或是误读，本质上来说就是主观性极强的“贴标签”行为。毕竟，台湾的“文艺范”不仅仅是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显性”，还有其更为深入持久、更“不为人知”的一面。
文化谱系需要肯定的是，台湾的“文艺气质”固然在一些层面上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影响，但其本质所展现出来的，还是一个与中华文明同根同种的文化景观。在这个问题上面，著有经典之作《万古江河》的知名历史学者许倬云便在其《台湾四百年》一书中强调道：“汉文化毕竟是台湾文化的本源，其涵化的深度，还是远远超过日本或西方的影响。”
许倬云所著的《台湾四百年》
这里所提及的“涵化”是一个人类学和文化传播领域的专有概念，它指的是文化之间不同程度的趋同所引起的变迁。这种变迁由两个方面所引发的，第一种情形是源于战争、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等行为；第二种情形则是基于既有思想和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其实，就“文化谱系”而言，我们和台湾之间应该是共享着一些共同的“文艺认知”，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现代工业文明中的诚信、坦诚和友善等。如果说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对台湾文艺气质的打造，是属于涵化理论的第一种情形的话；那么，中华文化对于台湾文艺气质的塑造更体现为涵化架构第二种情形——有关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和“重塑”。
我们的未来会不会成为台湾那样一个“有文艺气息”的社会，这是一个更加开放而宏大的话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思路。但按照“地理决定论”来看，天大地大的地理布局造就了我们的“文艺气质”应该接近有唐一代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而非类似当今台湾“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新淡泊。
然而无论如何，不同地方之间的“文艺认知”只有在一个相对平等、理性和合理的平台上来交流和对话，才可以使异质的文化观念充分地释放其应有的辐射力和渗透力，最终达到各式各样文艺认知的“双赢”境界。
视野 · 深度 · 新识
文化版、国际版、旅行版、时尚版、传媒版、人物版，每一版面都将开拓一片“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