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的学校跟德国有合作项目，经常邀请一个叫哈罗德的“洋专家”过来“交流指导”。
哈罗德一副长腿秃头的典型日耳曼人长相，比较腼腆，冬天套件黑不拉几的冲锋衣，开春后天气暖和了，就接着穿去掉里面绒衣的冲锋衣外皮，裤子洗得都看不出颜色，里外里就那一身衣服，用餐不挑食，也不剩饭。
很多人都纳闷，哈罗德作为“洋专家”，中方这边给出的待遇可是不低，更何况，德国那边他也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怎么看起来过的如此拮据呢？
其实呢，尽管哈罗德这么玩命赚钱、认真省钱，但经济方面还是略显紧张——因为，他“不幸”离了两次婚，身后有两位前妻和三个孩子需要供养。
按他的话说就是，自己在用下半辈子“为前妻打工”。
甚至，连曾经贵为国家领导人的施罗德也难逃离婚经历带来的“终身阴影”。
格哈德·施罗德是跟小布什总统同时代的德国领导人
在本世纪初的柏林大街上，曾经常出现以下场面：
一辆很普通的旧大众开在前面，后面跟着一辆防弹的豪华奥迪，上面坐满了保镖。
这就是当年德国最有权势的男人——施罗德总理周末出行的场面。
因为联邦德国政府给他配的高级防弹轿车属于“公务用车”，周末使用必须按规定付费。为了省钱，施罗德在非工作日对那辆“公车”向来是碰都不来碰的，出门只开自己老旧的“大众”。
而按法律规定，总理出行，无论公私目的，都必须配有必要的安保人员，于是就有了上述奇特的场景.....
施罗德为了省钱，可是绞尽了脑汁。
早前当下萨克森州州长时，他嫌政府配的别墅租金太贵，他主动搬进了一套离“单位”不远的两室公寓。妻子和女儿从慕尼黑过来“团聚”的时候，女儿只能睡在支在父母双人床旁边的一张简易床上。
即便后来贵为总理，如果因私外出，施罗德仍旧跟先前一样，不是开着自己老掉牙的“大众”，就是选择乘火车，而且买的都是便宜的二等车厢，搞得那些同行的保镖们也得“委屈”的在二等车厢保卫总理。
当年的德国“第一家庭”每周只雇得起一次“钟点工”，其余的家务均由堂堂的第一夫人多丽丝·施罗德完成——她不得不亲自买菜、下厨、熨烫衣服，要知道，跟很普遍的德国全职主妇不同，多丽是个忙碌的职业记者，平日里，也是要上班的。
施罗德和多丽
每次出门度假，施罗德会让妻子和女儿单独乘普通航班经济舱先行，自己再坐着空荡荡的政府专机前往目的地——因为德国政府有规定，国家领导人的家属乘坐政府飞机一律自掏腰包。这个开支，施罗德深感无法承受。
实际上，以施罗德2004年24.5万美元的年薪来看，这在德国已经算是相当高的收入了，但为何却过得如此“不体面”呢？
很显然，接连三次离婚的经历使他“元气大伤”，各种赡养费、律师法务费等沉重开销，掏空了施罗德的荷包，也让他的生活水准大打折扣。
没成想，施罗德的“追求真爱之旅”并未就此打住。2018年，以74岁高龄“梅开四度”，同小自己19岁的多丽离婚后，迅速迎娶了第5任妻子，47岁韩国女翻译金素妍。
两人在首尔的婚礼现场
讲真，这位小了丈夫二十多岁的金大姐，应该不是个贪财的人；同时佩服施罗德他老人家追求“真爱”的巨大勇气。
实际上，所谓的欧美男人一离婚就破产的印象，主要源于西方婚姻法对弱势群体的普遍政策倾斜，还有对婚姻失职方的惩罚性措施。
关于谁负责“赡养”谁，在具体的法律条款方面，除了妊娠、哺乳期女性外，基本不做具体性别标注，是男女通用的。“前妻”给“前夫”一次性补偿并定期打钱的，也不是没有。
美国方面也是类似，比如小甜甜布兰妮，就得按月给前夫凯文打“赡养费”。
凯文2013年再婚后，竟然还在拿布兰妮的赡养费，理由是自己没有固定工作，跟“前妻”比，属于弱势群体
就拿德国举例，根据2008年版的《联邦德国离婚法》中的相关规定：
一方在离婚后收入无法完全自供时，另一方必须要提供法定的供养资助。当受益方经济来源稳定后，资助者可以申请“供养结束”，即便双方都有收入，高收入者也需要向低收入那一方提供一定比例的“赡养费”。当然，上述裁定条件都由法庭根据受益方的税务报表来决定。
而对于供养的金额，主要参考双方的收入水平、婚姻年限、受益方的年龄、学历、健康程度，是否拥有工作历史等等。
法律面前男女平等，并没有女士优先一说，但在具体操作方面，女性还是明显受到法庭照顾——西方社会环境中，全职主妇比例高，而且一般子女也多由女方抚养。
另外，就是财产分割，包括固定资产、存款或者股票等投资、养老金分配等等，像施罗德总理那样发生了“婚内出轨”，老婆还是全职主妇的离婚男，一般只能“净身出户”。
在德国，如果没有婚前协议，夫妻双方婚前婚后的财产都将被视为共同财产。加之，法律上默认女性对家庭的贡献比例高，因为她们由于婚姻期间的生育和家务，会丧失很多学习和事业上升的机会，所以在财产分割上，女性掌握一定的优势。
如果婚姻的一方为了规避财产分割而故意做出了隐瞒，一经发现，隐瞒财产则会被没收。
因此，一般的德国夫妻在分割财产议题上还是比较诚实的。毕竟，投机取巧的风险太大。
还有一点跟咱们这边不同的是，德国人要想“合法离婚”，不能两人协议私了然后直接去登记，必须要请律师、上法庭走一通复杂的程序。
这么一来，手续特别繁琐，耗时也相当长，还很费钱。
在雇佣律师走法律程序的同时，夫妻两人要先进入一个“冷静期”。
对了，咱们这边的“冷静期”，就是参考了这些国家——避免“不在状态”的时候做出冲动的选择。
但是，在这个“冷静期”内，夫妻必须是分居的状态。这个分居不见得是分开两个住所，但必须证明两人不共用一间房，一张床。
“分居”不满一年的，法院不准予离婚。
但如果有证据足够证明双方已经“分居”超过三年，则可以立即申请离婚。
冷静期内的两人没把持住，又睡一起了，再想不过了，还得从第二次“不想过了”的日期开始，重新计算一年的时间。
通常，整个“冷静期”内，如果妻子是全职主妇的话，女方的律师费将从男方账户里扣除。
所以，光是一年的“分居”，繁琐的司法程序和高昂的律师费，还有明显倾向于弱势一方的财产分割、赡养费等等，都能劝退一大批人。
这方面做得很绝的还有美国。夫妻二人的离婚诉讼非常容易打成了“马拉松”，然后让双方都陷入一个“囚徒困境”——最终男女都得零，财产在各种繁杂的法务操作中，化身成了律师的“劳务费”。
在全职主妇占比很高的德国，毅然选择离婚的男人们，只要不是家里有矿的大富大贵之人，如果带着孩子的前妻不去全职工作或者再嫁，他下半生基本就是为前妻打工了。而且，因为赡养费是由法庭判给的，还不能故意拖欠，否则就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将寸步难行。
当然，为了减轻负担，他也可以主动给前妻介绍对象，找工作.....
如果这家原本是男的做家务带孩子，女的一人出去工作，就反过来，离婚后女方会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只是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在日本，有关离婚的操作也是类似，专职主妇离婚时可以按结婚年限最多分得丈夫一半的养老金。
结果，某些日本大妈专门等老公退休后去离婚，然后拿着前老伴的退休金“放飞自我”——日本丈夫拼命工作当“赚钱机器”，在家享受“一家之主”的悉心伺候，一旦退休却秒变“多余人”，遭到妻子的无情抛弃。
不过话又说回来，非常值得国人学习的是，德日两国离婚男女在分割养老金时，并不是只划分钱财，还要分配继续交保险的责任总体，过程比较规范细致，主要项目方面都有案有法可循。
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职业女性占比不高的发达地区，如果离婚势头太猛的话，社会就不得不去填补家庭破裂而造成的责任空缺，长期以往，将很难吃得消。
那么，采取措施加大离婚难度，细化各种条款，自然就是必须的了——在保障弱势一方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细致的流程和法律，让双方谁都占不到什么便宜，更谈不上什么双赢。
当然，这也容易产生“物极必反”的效果——既然离婚麻烦代价巨大，那干脆就别结婚了，两人同居一起凑合着过就好了...麻烦什么的都木有了，而且，即便生了孩子也不存在上不成户口的问题，甚至，一些国家还有专门对未婚或者单亲妈妈的补贴和援助。
这种操作，在欧洲的发达地区很常见，有时候经常孩子生了一堆，两人还没有正式婚姻关系。
这点也非常值得咱们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大量知识女性之所以能在婚后主动“回归家庭”，为其撑腰的，主要就是靠谱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这样，每个人结婚的时候，也不必跟防贼一样，各种伤神。
必须得承认，婚姻的长久除了靠忠贞，也离不开各种强制性的法律和制度威慑。
在我们以为对待婚姻轻率的西方，离婚其实并不容易；反倒是家庭观念非常强的东亚文明古国，离婚只需要半天时间和9块钱。